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今年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举措。会议再次推出3项减税新政，预计全年减轻企业税负超450亿元 当前，出于应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和对外贸易风险的考量，中央在实施降杠杆政策之后，在财政政策上改以实施积极政策，以此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而这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通过减税降费的“蓄水”作用，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复苏;二是通过增加基建投资，直接增加短期总需求。

　　减税降费和增加基建投资，两个基本路径虽然目标一致，但由于其分属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调控手段，所以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点也不尽相同，既有重合，更有各自侧重，在作用发挥的时间上也有先后差别。因此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如何把握两者的比例关系，就成为摆在眼前的一道课题。

　　关于基建，近一两年来，国内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局面，其中也包括基建领域，所以现在稳投资成为继降杠杆之后的一道新任务。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为什么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补短板稳投资的主战场?不仅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在扩大投资方面效果显著，并能增加就业机会等，还因为这个领域存在短板的空间。比如城市交通，与高铁和高速公路的一日千里相比，城市交通拥堵和混乱改观速度十分缓慢、十分滞后。

　　但是，我国经济领域中处于短板状态的，远非只有基础建设一个方面，而且基础建设领域，还分为有形与无形两个层次：除了有形的道路、铁路、公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外，还有诸如教育、医疗、养老、家政、农村水利等服务性基础建设需求。只是在我们的常态语境中，基础建设往往专指以推土机、挖掘机、震捣机等为工具、由钢筋水泥等材料构成的前一个领域。果真如此的话，这个领域的扩大投资可不是越大越好，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一二再、再而三的“扩大投资”，当前中国的基建存量已十分庞大。据统计，2017年中国基建投资为14万亿，占GDP的17%;过去十年，基建投资年均增速竟然超过20%。这些在国际上都很罕见。

　　此外，基建投资虽然有拉动短期消费的效应，但毕竟消费的资料只是生产资料，诸如钢材、水泥、电力、柴油等等，而不是种类繁多的居民生活消费产品。而钢材、水泥、电力、柴油等等，恰恰又是去产能的重点。这是因为这个领域的需求一旦加大，势必会导致刚刚被淘汰的钢铁、煤、水泥等产能死灰复燃或者资源短缺，重演前年、去年的“煤超疯”和钢价剧烈反弹的一幕。所以要竭力避免剑走偏锋的情况，确保刚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去产能“成果不被扩大基建这把双刃剑所误伤。

　　除了领域选择有恰当与否之辨外，扩大基建投资还存在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债务风险和边际效益递减等副作用，所以要恰当把握。

　　相比而言，减税不仅是民心所向，而且还有广阔的空间。尽管国家一再号召减税，但由于我国的税制财权过分集中的特点，致使我国目前税收入库收入仍处于只增不减，甚至增加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还快的反常现象。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今年1-5月份，全国税收收入76810亿元，同比增长15.8%，增长速度远超同期GDP增速，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种背道而驰显然不符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由此可见还存在着很大的减税空间。

　　减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很紧密，也很直接。对居民而言，直接刺激消费(目前下降的不仅是投资，还有消费);对企业而言，等于蓄水养鱼。企业作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主体，只要血液充沛自然会积极投资。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具有调节器的作用。目前经济不太景气，正需要输血打气。总之，减税政策通过压缩政府开支，能换取国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扩大，有“四两拨千斤”之效。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国际上四处为敌，但在其国内却通过减税刺激了美国经济强劲反弹，这一点倒是普遍认可的。

　　惟其如此，在8月10日由国务院召开的“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上，远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在发言中提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的最大成本是制度成本，号召政府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并为此提出了12条直接和间接的具体减税降费建议。此事在国内反向强烈，不仅寄托了企业界的渴望，也反映出人们通过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廉洁高效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