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数字经济正在从多个维度对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进行升级和重塑，跃然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引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此背景下，把握时代机遇，在寻求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基础上，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实现最高经济产出，是我们直面生态环境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
城市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逐步完成了从服从到共生、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响应的转变。坚定不移继续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人居生态环境的关系，不仅是实现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
城市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不能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要求以最低的资源和环境投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产出，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组合、比例搭配及其使用方式。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等传统经济后的新经济形态，凭借其高渗透性、规模效应及网络效应能够对经济体内部禀赋及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做出及时回应。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数字经济正在从多个维度对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进行升级和重塑，跃然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引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此背景下，把握时代机遇，在寻求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基础上，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实现最高经济产出，是我们直面生态环境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
数字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
对于绿色发展而言，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总量的贡献上，更重要的是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从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来看，数据要素不仅具有低成本及大规模可获得性，更具有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不具备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低成本复制等特征。这使得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以知识、技术、信息和数据替代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要素成为了主要的生产要素，因而数字经济本身就属于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化了要素配比结构，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损耗更小。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归结于技术渗透与产业融合，并且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挤压城市内部以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倒逼落后低端产业升级，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在整体上达成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
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
城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根源在于各类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模式及供需间的匹配程度不高。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打破了时空限制，信息的非对称与非完整程度得到大幅度减弱。作为新兴的资源配置工具，数字技术可以从供给端、需求端两侧发力，重新配置城市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依托数字技术的有效整合、配置产业链上的资源，促进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为城市绿色发展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不仅如此，在数字经济的实践中，随着数据资源的激增和机器学习算法的优化，更多有效信息和经验得以挖掘提炼，这将促进内在有效信息的提取利用和分析评价，降低企业运行的不确定性，从而推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资源利用的长期规划，倒逼企业提档升级求生存，向创新绿色高效转型。
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效应
工业经济情境下，无论是要素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均以高排放与重污染为显性代价。而数字经济情景下，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催生出众多数字型低碳技术、能源技术与环保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在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其他要素一样最终会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但这种效率的提升或生产方式的改进却能在新技术的发展下使其他要素呈现“边际报酬递增”或者“边际报酬非递减”。同时，数字技术还可以激励企业主动采用电子清洁工艺、高端存储能源和污染处理遥感机器，革新传统的产品服务创造方式与价值盈利模式，如能源行业生产的精准监测计量技术，使得企业的智能制造车间能够基于数字数据融合驱动，实现污染排放预测与低碳控制等。
数字经济的智慧治理效应
数字经济可通过数字技术加强监督约束，从而实现对城市的绿色治理。对于企业而言，可通过生产流程自动化、信息化升级实现智能监控、实时监控与精细监控，进而加强对企业日常生产与经营的全流程、全时段监督与约束，从而减少排污企业(或治污企业、监管部门等)出于自身发展和盈利的考虑做出谎报污染治理真实情况或者规避环境污染治理的“逆向选择”问题。对于社会而言，数字经济也能发挥出信息扩散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探索大众参与的环境规制模式，进而提升居民绿色发展意识，并通过构建生态保护的反馈机制和传播积极的绿色生活理念来改善城市的生态效率。
以深圳为例，深圳数字经济风头正盛，2021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超过30%。同时，深圳市还建立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培育了华为、中兴通讯、腾讯等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数字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智慧治理效应所释放的绿色经济红利巨大。如深圳市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列，2021年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却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和1/5，清洁电源装机占比近80%，国际低碳清洁技术合作交流平台、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与金融机构碳金融合作项目也纷纷落户，破解了空间、资源、人口、环境难题，城市绿色发展动能强劲。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数字经济具有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功能，但同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相似，这一功能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区域间的融合程度与联系不断加强，但这种空间关联更多地体现在地区经济发展间的互动和联系上。在未来瞄准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显然要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提出更高的“绿色”要求。
这便要求在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加强协同与联动，充分考虑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提升效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和互补性作用。一方面，需要提升各区域数字经济治理的系统性及协同性，破除新模式、新业态的行业壁垒和地域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依托地区比较优势，通过引进人才和技术，打造特色数字产业，实施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生产空间转型差异化发展路径，释放数字经济在改善生态效率方面的区域优势。毫无疑问，这也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盘和林：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周子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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