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华代表杜大伟称：“我认为公司将寻求多元化，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企业会回到美国。 如果把所有的生产都带回来，那将是非常昂贵的。 因此，我认为更多公司将关注其价值链的多样性，方向可能会在东南亚、墨西哥或加拿大。”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让美国重新思考其在医疗产品供应上的脆弱性。
当地时间3日，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称，将要求州内所有医院准备为期90天的个人防护设备供应量。“这是个国家安全问题”，科莫说，“你必须能够获取口罩和任何你需要的医疗设备，这样美国的医疗系统才能在紧急情况下运转。”
“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意识到，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作为医疗产品和供应品的来源，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战略上的脆弱性。”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此前也称，“美国正在鼓励供应链的多样化，并寻求在国内促进更多的制造业。”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医疗公司无疑会选择对其供应链进行多元化，并承担有所冗余的区域性生产和供应。
“如果我们在2月进行这次对话，那我们可能会谈论脱钩。但现在病毒是全球性的，因此公司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降低风险。”甘思德称。
美国医疗供应对外依赖度加深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在医疗产品上的进口渗透率一直处于攀升趋势。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医疗与公共卫生部门的对外依赖度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对于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械及手术设备，美国国内制造商越来越依赖非美国的供应商提供原材料和关键部件，许多此类产品的制造业务也已经转移到海外。
根据商务部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2002年时美国进口的手术器械和用品的贸易额占使用量的比率为16.7%，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提升至28.08%，到2011年为32.41%。在2016年，美国这一领域的市场已达337.1亿美元，而进口渗透率则增加至41.81%。
在新冠肺炎救治中至关重要的呼吸机的进口比率也在攀升，这一用品和支气管镜、氧气塞子和人工呼吸器等设备同属于外科手术和医疗器械的大宗商品类别。2002年，美国呼吸机类的进口占其消费额的22.04%，在2016年这一数字涨至35.91%。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这一类别的进口额增加了近31%，同期的出口额则只缓慢增加11.84%。
从进口来源地来说，2019年，美国呼吸机类的手术和医疗器械的主要外国提供商为墨西哥。在176.2亿美元的进口总额中，墨西哥所占的份额为28.58%，出口大国德国以9.43%的份额排在第三位，中国则是第六位，占比6.93%。在口罩和防护用品类方面，美国2019年外国供应商中排名第一的是爱尔兰，在182.1亿美元的进口总额占据24.09%，中国位居第二(15.29%)，第三是马来西亚(9.68%)。
对上市速度和低成本的追求塑造供应链
纽约咨询公司A.S. Freeman的报告指出，如今的医疗设备供应链由两股趋势塑造。一是代工生产(OEM)厂商意识到外包能够降低制造成本，同时生产出安全可靠的产品。二是厂商通常倾向于外包给单一大型合同制造商，其原因是在不同的外包合作伙伴间转移数据可能导致沟通不畅、文件错误等后果，最终耽误产品的上市时间。
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医疗公司希望与单一的合作伙伴做生意，这种方式可以快速获得所需的人员、流程和技术，并大大加快产品的上市时间。这也导致从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整合并购现象，譬如全球最大的医疗器械原始设备制造商Greatbatch就是通过收购规模较小的、成熟的医疗设备供应链实体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虽然公司希望能与多个供应商保持合作关系以减少供应中断的风险，但由于缺乏供应量、降低成本和监管要求，他们往往无法对其所需的所有产品都采用这样的标准。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指出，公司需要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及其他美国政府机构认证新供应商，而这一流程的准备时间较长，于是导致维持关键商品的替代或第二种供应来源的成本过高。这一行业的商业性和竞争性，使其难以保持供应商的多种来源，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增加大量成本和监管义务。
Premier是美国一家为医院和卫生系统采购医疗用品的公司，该公司总裁阿尔凯尔(Michael J. Alkire)表示，对于口罩等生产价格并不高的医疗用品和大宗商品来说，供应链必须是效率惊人且弹性不高的，因为低价是首要要求。
寻找其他途径控制成本
长期以来，供应链一直是医院和医疗系统领导者的首要成本削减目标。病毒学家、美国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原局长罗宾逊(Robin Robinson)称，此前联邦部门的任务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东西，但没有考虑订单的影响。换言之，在高风险敞口下，政府、医疗机构和经销商不应把成本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话说回来，多元化的供应链意味着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这虽然平衡了供应中断的风险，但可能会更昂贵，也潜在地延长了交货时间。医疗管理咨询公司Arthur D. Little副总裁波拉斯特罗(Enrico Polastro)称："如果我们在美国生产，成本基本上会增加一倍以上。"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华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我认为公司将寻求多元化，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企业会回到美国。 如果把所有的生产都带回来，那将是非常昂贵的。 因此，我认为更多公司将关注其价值链的多样性，方向可能会在东南亚、墨西哥或加拿大。”
那么，利益驱动的企业是否真的会改变采购方式?普华永道的一项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正计划改变他们的供应链。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首席财务官将供应链问题列为其最关心的三个问题之一。不过，成本控制仍然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譬如，推动医疗产品透明定价就是其中一种手段。医疗服务市场的数据和情报提供商Definitive Healthcare的研究发现，造成医疗费用浪费的一大原因是医疗服务、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不透明定价，每年约浪费2400亿美元。
此外，公共事务策略征询公司安可顾问总经理阿斯特(Jeff Astle)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进行技术和政策创新也是帮助人们摆脱困境的有力途径。“现在，我们更加了解到我们对某些特定共同利益领域的依赖性，比如医疗体系、金融体系、物流和供应链等。因此，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应该作出能获得更好发展的决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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