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出现“人脸识别第一案”，与杭州在这一轮科技探索创新运用中所创下的诸多第一，并不矛盾。
因为不愿进行人脸识别注册而无法入园、也无法办理园区年卡退卡退费手续，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以消费者身份，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法院。11月4日，新华社报道时表述——该案也成为国内消费者起诉商家的“人脸识别第一案”。
杭州是人脸识别技术运用最早、也是最为普及的城市，创下过很多第一。全球第一个刷脸支付工具诞生在杭州;支付宝“刷脸支付”已经进入“蜻蜓2代”;杭州第一个推出公安机关数十个项目的“刷脸”办证服务，人脸识别成为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有力的技术支撑;杭州第一个推出“刷脸”看病，减少了病患繁杂的就医流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人脸识别第一案”出在杭州，恰恰是杭州在这项新科技面前相对“成熟”的标志，而不是对这项技术的怀疑与讽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由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核心的问题不在商业用途，而是年卡系统在商业用途中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有不可商量的强制性。此案既涉及是否过度收集个人敏感信息、个人信息安全，也涉及是否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与人脸识别在社会管理一些相对特殊领域中的必要性、与商业用途中的自愿性，完全背离的。杭州的消费者在这项新科技的运用中最能作出对比，也对法律赋予的权利边界最敏感。也因此，法院怎么判，全国很关注。某种意义上，“人脸识别第一案”，将为全国很多城市正在无序竞争、野蛮生长中的人脸识别运用，提供具有法治意义的范本。
人脸识别，鱼龙混杂。涉及高度敏感、信息安全的人脸识别，这几年法治的门槛没有好好把过关。不久前嘉兴几名小学生用打印的照片，在丰巢快递柜轻松取到快件，引发全国关注。此前杭州有小区物业“自主开发”刷脸录入系统，很多业主对物业要求不仅上传照片，还要输入姓名、核对身份证号、手机号等核心信息深表疑惑，也对物业能否保护好这么多业主的数据表示担忧。
越是新科技，越需高门槛。这个门槛，是科技的，也是法治的。刷脸时代的到来，伴随着技术竞争的节奏、市场无序的“抢滩”，法治必须跟进。因此“人脸识别第一案”，作为一场法治课，迟早总会来。与其造成重大损失与混乱再来面对，不如让该来的来得更早一些。
杭州出现“人脸识别第一案”，与杭州在这一轮科技探索创新运用中所创下的诸多第一，并不矛盾。杭州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部门，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职能机关，对于新科技，向来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正是因为杭州拥抱数字经济，才成为公认的“移动支付第一城”，才有了城市大脑的无缝植入与对接，才有了科技与市场的良性循环，才有底气确立“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发展目标。但是杭州同样需要做数字科技时代有序、安全、法治的“第一城”。既拥抱，又审慎;既快速，又有序;既创新，又规范，如此才能为全国树立数字经济时代的标杆，为政府服务群众、企业规范发展、百姓安全便捷，提供数字化的样本。
人脸识别，法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一个不能少。数据掌握在谁的手上、人脸识别的权限如何设置、运用场景如何界定，如何处理好商业利益与消费者权利的关系、自愿与必须的关系，等等，既涉及技术的门槛，也涉及安全的门槛。而门槛的把关者，既是机构、企业的运用方，也是法治的执行者。前者是社会责任的担当，后者是法治责任的保障。杭州通过办好“人脸识别第一案”，可以进一步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第一案”，办出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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